清末以前，中国人走马路，习惯于靠左边。靠右走，是民国之后的事情。

南宋那个很有名的哲学家朱熹，出门走路，必定靠左。他的学生说：“老师，您走官道靠左，是怕跟人撞车，怎么走羊肠小道也靠左呢？这小路上又没马车，哪边好走就走哪边。”朱熹说：“君子为人处事，讲究不欺暗室，人前人后得一个样，有人管没人管得一个样，虽然这是小路，咱也得按照走大路的规矩走，这样才有助于修身。”然后朱熹又教导学生：“一个人要想做君子，对自己的要求得高一些，走路光靠左就行了吗？远远不够，你得走在长辈后面，以显示对人家的尊敬。如果长辈要求你跟他并排，你最后走在他的右边，以便保护人家。”

看起来，朱熹走路就像发达国家的司机开车，不管有交警没交警，有探头没探头，都按照交通规则行驶，这是个好习惯，值得我们现在绝大多数司机和行人学习。

朱熹不愧是哲学家，走路不但守规矩，而且把守规矩上升到“做君子”的层次来讲。对他这种人是不需要监管的，因为他是君子，而守规矩是君子之道，他宁可死了，也不会不守规矩。

发达国家的人都比较守规矩，比如交通规则，不管是否有探头，是否有交警在旁边，都会老老实实地按照规矩开车。这种守规矩的习惯不是天生的，据说发达国家的人到中国居住一段时间之后，交通违章现象不比中国人少。究其原因，绝大多数人都不是朱熹那样的君子，能够沾的眼前便宜，肯定也要沾一把。发达国家的人比较守规矩，我想起码有几条原因：一是违规代价很大；二是从小受到守规矩的教育，违规可耻的观念深入内心；三是有一个遵章守纪的环境，违规占便宜后，旁边的人不会艳羡，而是鄙视。

有一次我和同事研究一起违章行为后感叹：咱们都不是君子，如果换做我，在自以为安全的情况下，也会拿小命赌一把！我们国家安全生产立法才8个多年头，安全观念还远远没有深入人心，更别说形成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好习惯。我们处于转型阶段，是肩负打破过去，创建将来的一代人。要我们抛弃原来的习惯，改变为新的习惯，在思想上和行为上将要比其他时代的人付出更多，这需要我们在认识上有清醒的认识，这样在行动上会增加很多主动性。

一个新的规矩，要转变为新的习惯，如果这个规矩不符合人性中的懒惰天性，必然有一个强制的推进过程。怎么强制推进呢？一是培训，使大家知道新的规矩是什么。二是做错了处罚，通过利害关系使人遵守新规矩。三是要提倡一种氛围和共识，违反规矩者要受到舆论的谴责。在培训的过程中，要持续性地坚持，不能遵守一次违反一次，这样不但没有建立新规矩，还打破了旧规矩，使执行人员无所适从，导致更加混乱的局面。这是各级管理人员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举个例子：晚清大报《新闻报》刊登过一则新闻：1908年3月17日，两个法国人驾驶汽车从上海去杭州观光，在杭州城外出了事：他们的汽车按照新交规靠右走，对面的人力车按照老习惯靠左走，砰地一声撞在了一起，人力车夫当场死亡）。同样，对不守规矩的人，一经发现，必须处罚，不可使违规者心存侥幸。更重要的是，要形成守规矩的共识，违规者不但要受到经济和纪律的处罚，还要受到舆论的谴责，特别是他身边的同事和利害相关人的谴责，使每个人心理有“不守规矩会遭受白眼”的压力。通过上述方法，就完成了“知道规矩、执行规矩”的过程，再经过一段时间后，就形成了行为习惯。

行为习惯是要经过培训才能初步知晓，要经过强制约束才能坚持。更需要达成共识，在观念上深入人心，形成人人遵守，人人维护的局面，才可能成为真正的、持久的行为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