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足以说明，安全决不只是企业生产领域的事，而关乎整个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因此，2003年国际劳工组织在第91届国际劳工大会上提出了“国家预防性安全与卫生文化”的概念。会议认为，“安全文化”的概念是在企业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在企业似乎已根深蒂固，但它也是一种被加以转移并被应用于整个社会中的文化。因而应该创立和促进一种作为企业文化、家庭文化和社区文化结合的安全文化，也就是“全面安全文化”[3] ，它在内涵、理论、方法等方面都与“传统安全文化”（本人理解即为企业安全生产文化）相区别。所以，狭隘理解安全文化的内涵，将导致多方面的生活安全和生命健康被忽略，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广义的安全文化更能体现人的和人性化的特点。
    总之，安全是人的需要，安全文化是人类智慧的创造。安全意识是人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在不间断的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并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积淀而为深层的集体无意识。通过安全文化的普及强化这种集体无意识，就能提高人们的安全修养，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和自觉的安全行为以保证人类的安全，这是安全文化属于人、最人性化的表现，也是先进文化的基本特质。
    二、  安全文化是个崭新的课题
    “安全”一词虽然古老，但“安全文化”却是个崭新的命题，属于新事物、新理论，至今不到20年的历史。
    安全文化的概念是1986年联合国国际核安全咨询组对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事故的分析报告中提出的。当年美国NASA机构把安全文化的概念应用到航空航天的安全管理中。1988年联合国在“核电的基本原理”中将此概念作为一个重要管理原则予以落实。1991年联合国出版《安全文化》小册子，将其定义为：“安全文化是存在于单位和个人中的种种素质和态度的总和。”后来英国保健安全委员会核设施安全咨询委员会将其补充了行为方式、管理承诺等内容，定义为“一个单位的安全文化是个人和集体的价值观、态度、能力和行为方式的综合产物，它决定于保健安全管理上的承诺、工作作风和精通程度。”[4]这里强调的“单位”是工业企业，因而定义是狭义的，但从此安全文化却作为文化学的一个分支在国际上得到了认可。1992年《安全文化》译成了中文。
    1993年6月中国劳动部部长李伯勇在《安全生产报》试刊号上发表题为《要把安全工作提高到安全文化的高度来认识》一文，这是中国的高层领导对安全文化的较早表态。他还发布了《中国安全文化发展战略建议书》。
    在此情况下，中国学者曹琦先生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安全文化是安全价值观和安全行为准则的结合。安全价值观是指安全文化的理层结构，安全行为准则是指安全文化的表层结构。”[5]外延就宽泛多了。
    1994年李伯勇又强调：“安全文化的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它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学科，它为安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形成提供了乳育的胚胎，它既有历史继承性，又有鲜明的时代感。”[6]把安全文化提到了哲学的高度上来认识。
1994年12月，《中国安全文化丛书》陆续出版。该系列丛书将安全文化定义为：“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在其从事生产、生活乃至实践的一切领域内，为保障人类身心安全(含健康)并使其能够高效地从事一切活动，预防、避免、控制、消除意外事故和灾害(自然的、人为的或天灾人祸的)；创造可靠、和谐、协调的环境和匹配运行的安全体系；为使人类变得更加安全、康乐、长寿，使世界变得更加繁荣而创造的安全物质财富和安全精神财富的总和。”[6]  
    1995年7月24日，时任副总理的吴邦国在全国安全生产工作电话会议上作了《作好安全生产工作是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必要条件》的讲话，他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通过加强生产宣传和教育，倡导安全文化等措施，促进全社会的安全生产意识和素质的普遍提高。”
    2002年6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安全生产法》，从政策、法律、管理体制、资金投入和物质设备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规定，为安全生产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使我国的安全法制建设迈出了一大步。2004年1月9日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指出了安全生产反映了我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首次把安全生产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联系在一起。同年3月10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煤矿安全监督局下发的“安监管办[2004]30号”文件《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的指导意见》第11条“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大力推进群众性安全文化建设”，对安全文化进行了深入地论述，提出“要把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纳入宣传思想工作的总体布局，统一部署，统一实施。”并提出了一系列严格而具体的要求。第14条强调：“继续加强理论研究，建立安全生产理论体系，推动安全生产理论和思想观念的创新。”要“大力发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安全文化，推动安全文化建设的社会化、公众化和产业化，推进安全文化的创新。”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安全文化活动地开展提出了高要求。把安全文化建设由学术研究领域和企业生产领域推进到了国家行政领域，写进了政府文件。这标志着我国的安全文化建设进入了新阶段。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在学术界，在IT网和各种媒体上开展了广泛的、逐步深入的安全文化理论研究，成果十分显著，并获得了显著的民族特色。
    大量事实告诉我们，无论是在国际在国内，安全文化建设都是崭新的课题，并在不断地发展中。上述一系列指示则说明我国党和政府一贯重视安全生产和安全文化。安全文化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在中国发展之迅速，规模之庞大，势头之猛烈，效果之显著，社会意义之重大都是惊人的。
    三、安全文化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人们都知道，社会发展由生产力发展来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过程。先进文化要反映先进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没有先进生产力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没有真正安全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工业革命以前，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时代和农业社会里，人类手工分散粗放的劳动方式改造自然的能量很小，不能有效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威胁人类安全的主要是自然灾害，人为因素很小。因之，人们的安全认识多停留在客观的、物的方面，对待安全事故只是本能地反应和被动的应对。这时安全观的特征是宿命论，其行为特征是被动地承受型。这种被动的、宿命型的安全策略，不可能产生自觉的安全意识，无法上升到文化层面上来。这种被人们称之谓“古代安全文化”的阶段，其实是不具有文化形态的安全文化，或者说是准安全文化。
    工业革命后到20世纪初叶，是近代安全文化时期。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大工业的出现，生产力发展了，机器越来越多地替代了手工操作，粗放分散的劳动方式向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的机器和集约型劳动方式转变，随着劳动创造价值的提高，生产过程中的人为事故随之增多，安全生产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人们开始从人和物两种因素来总结事故的教训，采取补救措施。这时人们安全观的特征是经验型，行为特征是亡羊补牢式的事后总结型，防范措施是依赖独立自主的制度管理。这种安全策略虽然已经有了大的进步，安全文化因素有了显著地增强。但还没有达到高度自觉的阶段，也没有上升到文化层面上来。
    20世纪初至50年代是现代安全文化的生成期。自然科学的发展促使了哲学上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产生，人们对生产过程中各种安全因素的内在联系认识加深了，开始抛开孤立的角度，从系统的联系的角度来认识事故的原因、控制事故的发生。这时人们安全观的特征是系统论和控制论，其行为特征是人、机器、环境相协调的综合型，制度管理更加严密。为了强行规范人们的行为，保证人们的生产安全，安全生产的操作规程、法律、法规越来越完备。人们的安全意识由不自觉走向自觉，安全文化因素大量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安全文化已经出现。只是因为真正的信息时代还没有到来，安全意识还没有达到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高度，对安全文化还缺乏本质论的认识，安全文化的概念还没有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