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安评造假不是“新”闻

　 安全评价概念是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的。2002年11月，《安全生产法》强制要求矿山建设项目和生产、储存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都应进行安全评价。生产经营单位只有获得合格的安全评价报告，才能拿到生产经营许可证。

　 企业需要先找一家具有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公司进行评估，再将评估报告拿给当地安监部门核查，如果查无问题，即可得到审批。

　 但安全评价造假却频频发生。2012年，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曾通报：“有的安全评价信息内容和数据存在明显错误，有造假的痕迹。”相关数据显示，06年，湖南长沙市安监局审查的55份宁乡县相关企业的申报材料中，47份安全评价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占到了85%以上；湖南省安监系统组织抽查，则发现几乎没有一份评价报告经得起现场检验。

　 此次爆炸事件中的瑞海公司就涉及安全评价造假。据媒体披露，瑞海国际堆场改造工程与居民区的距离明显不符合最少1000米的规定。天津一家具有甲级资质的安评公司表示，该项目的距离从安评上看，“肯定有问题”。 如此明显地违规，安评验收报告却作出了“与民居楼距离符合规定”的判断，若不是造假，显然说不过去。

　但安全评价报告是需要经过当地政府部门审批的，为什么审批的时候没有发现问题，造假现象如此猖狂？

安全评价成敛财手段，暴利之下有恶鬼

　 安全评价收费贵、收费乱已经成为一大难题。据新华社报道，2014年8月湖北荆州一家化工公司负责人介绍，“安评”仅是指出不同建筑物之间的距离要求。“然后这个距离画几个框框，这就要20万。这还不包括验收，验收还要五六万。”这种情况并非个案，湖北利川市一家企业负责人对此同样感受深刻：“政府部门不收费了，但指定的中介机构收费更厉害。本来政府部门机构收费200元钱能办完的，现在（指定的）中介2万元都做不到。”

　 如此高昂的费用可不仅仅是进了安全评价机构的口袋。“行政机关随便换个马甲就出来收费。”华中科技大学陈鹤教授认为，有些行业的中介、协会行政依附性过强，这是以市场经济之名，行行政垄断之实。

　 安监部门与安全评价机构存在权钱交易已是众所周知。有企业曾反映：虽然中介机构口口声声说自己与政府主管部门没有关系，但是在办事过程中，明显感觉得出它们与政府主管部门间的关系非同一般。如果觉得企业说话权威性不够，湖北省安监局长刘旭辉曾针对“20万”事件直言：“可以认定当地安监部门和这家中介结构是有勾结，这背后肯定有问题。”

　 如此官商勾结在安监领域并非个例。就在今年三月份，央视财经记者发现，重庆开县全县42家民营加油站，都选择了同一家公司做安全评价。重庆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工作人员称，当地安监局都是指定机构来做安评，如果其他机构做的话，会被有意刁难。

　 也有企业与安评机构造假欺瞒政府的情况。《我国安全评价现状分析和对策研究》一文中提到，部分单位为了尽快办理许可证，要求安全评价机构对其作出有利言论。而安评公司也是企业性质，需要客源和市场，有时就会按照客户的需求修改安全评价报告，也就是造假。

查处安评乱象不能总靠血流事故倒逼

　 此次瑞海事件一出，众多专家表示安评领域“拿钱买证”众所周知。可是，一件众所周知的事为什么要在造成如此大的代价之后才有人追问，有人监察。无独有偶，2006年也曾发生33名矿工的性命引出了贪污386万的县安监局长事件。事发之后也有人表示，当地安监部门给矿上开绿灯是普遍现象。但是，如此涉及生命的“众所周知”和“普遍现象”在事发之前为什么没人查？

　 中国地质大学安全工程教授、北京市安全生产专家组专家罗云说：“安全评价平时造假谁看得出来呢？除了安评机构，很少有人会去真正核实，所以造假也鲜为人知。出了事故，才知道安评有假。”

　 如此事后诸葛引发的祸患非常严重。人员伤亡自不用说，事件发生后，当事者在处理事故时手足无措，面对采访时不得要领，都明显表现出当事者没有起码的安评文本作为依据。压根不了解可能造成的威胁规模、种类，出事了想要救援也就无从下手，救援队大量牺牲恐怕与此也拖不了干系。

　 安评公开刻不容缓，只有接受更多人的监督，才能有效减少违规违法的情况出现。绝对权力和不透明只能带来祸患。一人违规，一人造假，一人装瞎的安评法不停止，流血和牺牲就不会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