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忽职守罪是渎职罪中的一种。渎职罪包括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以及法律中明确规定的徇私舞弊行为中的一些徇私舞弊罪。目前安全生产监管渎职罪属于刑法规定的一般渎职罪，并没有按照特殊渎职罪对待。因此，对安全生产监管渎职罪认定和追究的依据是《刑法》和有关一般渎职罪的若干司法解释，比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但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专门针对安全生产领域的情况做出了几个审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比如，《关于进一步加强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意见》、《关于办理危害矿山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依法加强对涉嫌犯罪的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行为刑事责任追究的通知》等，其中也有不少安全生产监管渎职罪方面的解释性规定。

安全生产监管渎职罪的基本法律依据是《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该条规定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或者情节特别严重的，构成渎职罪。徇私舞弊的，依法加重处罚。根据有关学理解释，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法定程序处理公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行为。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者放弃履行其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犯罪。滥用职权通常是积极作为的，表现为超越职权、不正确行使职权；而玩忽职守，通常是不作为的，表现为不履行职责或者在履行职责时粗心大意。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都可以由故意构成，也可以由过失构成。前者强调的是行使职权，后者强调的是履行职责。

渎职罪作为罪名分类，列在刑法分则第九章“渎职罪”及《刑法修正案（四）》。共规定有35个渎职罪名，后来增加到37个。

 

这个问题属于安全生产监管渎职犯罪构成要件中行为要件。安监人员或负有安监职责的人员在客观上须表现为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而且须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这里的关键点如下：

（一）具有违反职责或职权行为，即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目前，法律法规规定的安全生产监管职责或职权有很多，有关人员不论违反哪一条，都有可能构成此罪。在总的具体行为方面，根据《关于办理危害矿山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它们主要有：（1）对不符合矿山法定安全生产条件的事项予以批准或者验收通过的；（2）对于未依法取得批准、验收的矿山生产经营单位擅自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不依法予以处理的；（3）对于已经依法取得批准的矿山生产经营单位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而不撤销原批准或者发现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行为不予查处的；（4）强令审核、验收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实施批准或者验收行为的，或者实施其他阻碍下级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矿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行为的；（5）在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负有报告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报或者谎报事故情况，贻误事故抢救的；（6）其他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的行为。

这里尽管是规定矿山安全监管渎职行为的，但我们仍然可以理解为所有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监管渎职行为。而且不限于这些具体行为种类，还会有其他行为表现。比如，安监人员或负有安监职责的人员不依法查封、取缔的，或者给予行政处罚的；不履行政府或有关部门依法做出的安全生产工作部署方案和检查计划；事故发生后，有关部门不立即组织抢险救灾、贻误抢救时机造成事故扩大，产生严重后果的等。

应注意，这里所涉及的法定职责或职权是什么？我们在后面的问题中还要叙述。

（二）这里的关键性行为还必须表现为造成了严重后果。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并不是都必然构成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玩忽职守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1）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轻伤4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7人以上，或者轻伤10人以上的；（2）造成财产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一定数量，等等。滥用职权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1）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5人以上的；（2）造成财产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一定数量，等等。

前列规定不适用于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特殊渎职罪。

这里的问题是，一个事故的发生不是一个或几个职权行为造成的；事故通常发生在企业，还必须由企业行为或通过企业行为而发生。这就出现了政府职权行为与企业行为连带造成事故、产生危害的问题，追查起责任来也就比较麻烦。

从实际情况来看，并不是所有的安全事故发生都要追究安监人员的责任，大多数情况是与安监人员无关的，只是追究企业责任人员责任。但对于重大、特大事故而言，通常是既查企业也查政府有关人员。较大事故也可能在查企业的同时也查政府有关人员。在责任承担方式方面，有些是刑事责任，有些是行政责任，有些是政治责任，或者它们的综合性承担，这要看涉案人员触犯法律的程度和责任联系的紧密程度。

（三）行为与后果的紧密性程度或关联程度。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一个事故发生，仅就政府行为而言，也可能会牵涉众多层级、部门、人员，他们可能都会对事故发生有这样、那样的责任，或者是直接责任，或者是间接责任。比如，昆山“8.2”事故就涉及到三级政府、一个开发区管委会、七八个部门、五十余人的责任，究竟给他们中间的哪些人定为玩忽职守罪或滥用职权罪？这要看哪个部门的职责、哪个人员的行为与事故单位、事故发生最密切或比较密切，通常是以最直接的政府部门或者公共事务部门为最密切部门，以最直接的职权或职责人员为最密切人员。按照最密切关系原则确定渎职责任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然后再按照关系密切程度递减的顺序确定次要责任或者比较次要的责任。当然，这里面要综合许多因素进行分析、判断，不能简单地把渎职责任都归于最基层政府部门或者最基层的安监人员。我们要看他的职责与事故单位、事故发生有否最密切的联系，还要看他的渎职行为数量多少、影响程度大小等因素。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资料显示，安监渎职被追究的多是科级以下干部。

前面已经提到，一般渎职罪的立案标准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单纯从这个规定看，渎职罪立案标准是清晰的。这里的问题是它假定了一个前提：一个事故的发生是由一个或几个职权行为造成的，或者一个人或几个人渎职造成的。但是，我们前面还提到，实际中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故，也没有那么明确的行为与后果的对应关系。一个事故，尤其是重大、特大事故，往往是由若干个层级的、若干个部门的政府职权行为与企业的多部门、多个人的行为共同造成的，这就出现了连带追究责任而且是不同性质的责任问题。于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立案标准在这里就失灵了，因为我们找不到那么一个假定的前提和明确的行为后果对应关系。这就说明目前的有关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确定的立案标准是不清晰的。

这么说是不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立案标准就没用了？是不是复杂原因造成的事故责任就没法追究了？不是的。我们要明白以下几点：

（一）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作为最简单、最单纯、最明白的立案标准仍然是确定安全生产监管渎职罪的基础标准、参照标准。这个基础地位不能动摇，否则我们就无所适从。比如，造成死亡1人的事故应当立案追查渎职责任，那么造成死亡2人或更多人死亡的事故就更应该立案追查渎职责任。这说明前者是后者的一种参照标准。至于立案后是不是一定要予以刑事惩罚，那倒不一定，而是要综合多种因素加以考虑、决定。

从近年事故刑事审判统计数据看，负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安全事故罪和渎职罪责任的人员在总的死亡事故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偏低。这说明，符合立案标准的案件，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并没有全部都追究刑事责任。因为现行的立案标准只适用于具有简单而明确的因果关系的案件。但是，特大、重大甚至较大的责任事故发生，是一定会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复杂原因造成的事故尽管不符合最高人民检察院立案标准内在的假定条件，但并不是各类行为与事故的因果关系就辨别不清了，也不是造成事故的企业人员、政府人员的责任就不追究了。无论多么复杂的原因，无论多么复杂的事故责任都是能够查清并予以追究的。

（三）多种原因造成的事故损害不能平均分配或者按照责任权重大小分配给每一个责任者，而是每一个责任者都分别对这个损害的总结果负责。比如，事故造成10人死亡或者1000万元损失，那么每一个责任者都要按照这个结果承担责任。他们只是主体资格不同、行为不同、职责不同、直接或间接原因不同、行为与结果的远近或密切程度不同，因而对这个结果承担的罪名或刑事责任大小不同。企业责任人员、政府责任人员都分别对这个结果承担各自不同的责任。

（四）能不能针对事故的复杂原因、复杂关系制定一个具有复杂对应关系的立案标准之规定呢？比如，各层级政府、不同部门的公务人员在一个事故中都各自有一个自己的立案标准，以便对他们做出不同的立案判断甚至判决。目前看，做到这种程度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可能有这样的标准，那么就只能由法官根据案件中各责任人员的不同情况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个过程中，有关当事人及其辩护人是可以辩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