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列子》制造出来一个杞人忧天的寓言故事之后，千百年来，杞人总是子孙不绝，无事生忧，本人就是一个。三聚氰胺添加事件出来后，中央政府启动行政问责制度，刮起问责风暴，从中央到地方，若干负责大员被免职，人人拍手称快，但我却在拍手之余，有些杞人之忧。

    重大事故的问责制度，实际实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目的无非是为了强化对安全的管理，把官员的乌纱帽与事故的责任联系在一起，从而起到遏制重大事故发生的作用。问责制度实行的现状是，但凡发生重大事故，死亡人数达到一定数量，直接和间接负责的官员一律按倒，就地免职或者建议辞职。就目前的问责风暴来看，这种制度，开始形成为惯例。

    就中国现状而言，凡是官员，几乎没有不在乎自家乌纱帽的，出了事就免职，的确能起到相当大的威慑作用。而所谓的问责，也正是基于官员的这种“害怕”而设计出来的。只是，问责的这种威慑作用，威赫的力度固然足够，但起作用的机理，却未必只有一条路径，官员应对的办法，也未必会尽如制度设计者之意。为了防止乌纱帽因重大事故而丢掉，官员们可以是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安全设备的投入，加强安全生产的管理，通过这种正向的努力，来保住乌纱帽。但是，也可以在出事之后，通过隐瞒实情，采取措施，将死亡人数通过特殊处理，降下来，使得重大事故变成不那么重大，从而也可以保住乌纱帽。在现实中，应该说两种方式都存在，而且仅就保乌纱帽的效果而言，还真不知道哪个更有效些。

     在现实中，采取第一种措施，命里注定要困难得多，就矿难而言，众多小煤窑、矿窑，虽然很多都涉嫌滥采滥挖，安全不达标，但开矿容易，关闭则难，整治难度之大，真是难于上青天，各种关系，错综复杂，涉及官场关系，涉及地方保护，涉及对外燃料原材料的供应链，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使是国有大矿，加强安全投入，购买设备，完善规章制度，加强职工培训，都不仅要花大笔的银子，还有得力的干部主持，花大精力投入。现在，为官一任，少则两三年，多则四五载，往往整治未了人已下台或者调任。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在整治期间，自己的辖区就不出事，有时候由于正在调整，秩序反而更乱，出事的概率甚至可能更高，一旦出了事，功夫精力和资金白搭，跟那些什么事都不做者一样，接受处分，弄不好一样遗臭万年。相对而言，采用不正当的欺瞒，人为操作这种作伪的办法，固然会冒一旦露馅遭致惩罚的风险，但是，一来反正都是个“死”，冒险一下，说不定就瞒过去了。二来在实际生活中也存在瞒住的可能性，防火防盗防记者，只要把媒体控制住，就八九不离十。前一阶段网上盛传江苏一个县，化工厂出事之后，全县上下立体动员，最终把所有媒体记者全部铩羽而归的故事，相信不是空穴来风。

    权衡利弊，两害之中取其轻，我想但凡是个官员都是理性人，不能对他们的道德觉悟有太多的期待，压力之下，非让他们选择的话，我想多半是会倾向于选择不作为，出了事再设法处置，能瞒则瞒，实在瞒不了，则自认倒霉就是。也许更糟的是，真正老实作为的官员，在事故处理中，未必会比那些耍奸弄滑的人下场更好，往往恰恰相反。老实人吃亏，是现阶段官场的严酷现实，很多时候，耍滑者做的恶，最后却是老实人顶雷，这种现状，无疑起了鼓励人们作伪的反向激励作用。

    因此，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的问责制，到底最后的效果，可能会是什么？能否最大限度地遏制重大事故的发生。是不是会导致事故还是事故，但大家把精力和心思都用在了隐瞒上面，一面人为地“减少”死亡人数，一面暗中安抚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问责的力度越大，做官的风险越高，官员们趋利避害的动机也就越是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