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一种制度设计，最后达到的制度效果，跟设计初衷完全相反的事，是很多的。比如中唐之后，设置监军，原本为了防止军队叛逃，但监军来了之后，不仅叛逃问题没有解决，将领反而对宦官的指手划脚更加反感，即使不叛变，也导致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再比如，明初废相，朱元璋是为了防止大臣专权，大权旁落，但结果却造成了太监专权，而且专权得非常离谱，比大臣专权还要糟上一万倍。

     因此，现在的重大事故问责制，大有完善的必要。首先，不仅应该有行政系统垂直的问责，更应该有同级人大的平行问责。在理论上，地方官员都是人大选举出来的，理应由人大出面问责。只是目前人大制度还没有真正起作用，更多的起一个仪式作用，事实上，只要人大制度被激活，赋予这个制度宪法上应有的权力，人大代表切实负起责任来，这种问责，就会更加有力，更加有效。由于人大代表是当地人，对当地的建设，包括安全建设的关切度要高得多，会鼓励官员向这方面努力，而官员要想隐瞒事故，在当地人众目睽睽之下，也要难得多，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因此，这种问责，可以有效地防止官员隐瞒，促使他们向加强安全方面努力。

     其次，事故的行政问责，应该事实求是，把责任细化，科学化，该是谁就是谁，该负责多少，就惩罚多少，不能胡桃杏子一起数，只要出了事，就全体按倒。有些重大事故，死亡人数可能差不多，但性质完全不一样，比如歌厅因为消防设施不达标，消防通道阻塞，失火导致大量人命伤亡，跟矿难同样的人命伤亡，根本就不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有些行业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属于高危行业，尽管可以通过加强管理，加大安全投入减少事故，但完全杜绝事故，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同样是矿难，原因各有不同，失职失责者有之，属于天灾者亦有之。因此，事故的问责，应该有所区分，把责任算到细处，有多少，算多少，不能粗枝大叶，笼而统之。更不能因为民意群情激愤，需要有人负责，就扩大处罚的尺度。这样，才能做到让受责者口服心服，真正达到遏制重大事故的效果。

     其三，应该为媒体监督大开方便之门。现在的确出现过一些假媒体借机敲诈，以及某些不良媒体借机牟利的问题，但是，毕竟作伪的官员，真正害怕的，还是让事件见光，如果媒体监督的渠道畅通，不仅官员的正向努力会得到鼓励，不良媒体的行为也会受到遏制。媒体监督，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监督，这种监督，无论制度设计多么严密，都是必须存在的。

    最后，必须提醒的一点是，自古以来的中国制度建设，都喜欢就事论事，因事设制，为了特定目的，眼前救急打补丁，不大注意这些补丁跟整体制度的协调。其实，就问责制度而言，事实上必然涉及中国现存的干部制度，不对这个制度做整体性的修整，就事论事，仅仅着眼于应急，最大的可能，往往会救了眼前而损害了其它部分，进而伤害制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