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郑煤集团大平矿“10·20”矿难，死亡l48人；陕西铜川陈家山“11·28”矿难，死亡166人；今年辽宁阜新孙家湾“2·14”矿难，死亡214人。这几次特大瓦斯事故触目惊心，影响极大。

　　中国煤矿开采条件复杂，安全基础薄弱，发展很不平衡，有的煤矿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有的小煤矿出煤还在靠镐刨人拉。
　　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今年3月份在接受新浪网记者采访时指出，在2004年全国19。56亿吨煤炭产量中，有安全保障能力的只有12亿吨，还有7亿吨的产量是在缺乏有效安全保障的情况下生产的。全国煤矿安全投入欠帐超过500个亿，50、60年代的设备依然在用。许多煤矿面对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长期超能力生产。上述因素为煤矿安全埋下了深层隐患，从行业整体上决定了中国煤矿还处在亚安全期，距离本质安全有明显差距。

安全文化：发挥文化对安全的深层推动作用
　　文化的作用易遭忽视，有人只注意到西方社会近两百年的工业革命，却没有留意自文艺复兴以来积累的先进文化基础。
煤矿安全离不开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有这样一个事例：某矿近年来有矿坑涌水现象，前16次涌水量观测结果均在排放能力范围，许多人就认为涌水不会造成事故。未料到今年5月21日，该矿第17次涌水时，单位涌水量骤增10倍以上，危险能量大量释放，5名矿工被夺去生命。经过16次观测就得出一个必然规律，是一种有限归纳法，其可靠性在现代哲学中早不是新鲜话题。18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20世纪犹太哲学家卡尔•波普都曾指出：有限的经验结果只是一种或然性，并不能产生必然规律。
安全文化应指所有服务于安全生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其内核是人的安全理论和思维方式。加强煤矿安全文化建设，首先要使人们确立以人为本的安全理念。其次要实施“科技兴安”战略，加强煤矿瓦斯治理的技术攻关。第三是安全人才的吸收和培养。陕西铜川矿业集团已经11年没进大学生；同时，许多煤矿的技术人才还在不断外流。煤炭这一高危行业越是需要人才却越是留不住人才，这种局面必须政变。北宋王安石主张对人才要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对煤矿应该有所启示。

政府调控：积极干预中用好“后发”优势
    德、日二战后并没有像英美等原生型工业国那样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引领经济发展，而是把强大政府的积极干预和后发优势结合起来，最终得以快速崛起。市场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当市场机制对煤矿安全的调节难以奏效时，政府必须进行积极干预。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表明：在开放的系统中，一旦某个参量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系统就有可能产生突变和飞跃。说明通过政府干预使煤矿安全产生突变是可能的。安全事故作为经济发展的代价，从性质上说必然存在，从程度上说可以控制。社会发展有时必须付出选择性的代价，重特大事故一次可能失去上百人的生命，超过了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显然不能作为和谐社会的代价，这应该是一个原则和底线。宁可其它方面作出牺牲，也不能以煤炭行业的亚健康和不安全为代价。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都只是手段，群众的平安幸福才是最终目的。对煤炭行业实施政策性保护是美、英、德、日等国的普遍做法，中国煤炭行业作为整合度较低的行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中国煤矿需要政府在财政、税收和可持续发展方面进一步予以保护，这是煤矿安全的深层需要。
在政府积极干预的同时，我们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上个世纪末国家撤销煤炭部，借鉴国外经验，成立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煤矿安全监管从行业管理改为行政执法，这是一个重要的改革举措。但煤矿安全的法制化改革几年来还未真正形成一种全方位的、上下一体的良性互动，安全执法这种应该很有效的制度时常被迫进入原先计划经济的轨道而未能有效发挥作用，而政府的积极干预才是最好对策。
实行煤矿安全监察制度后，还要推行配套改革。如果恢复原样再成立煤炭工业部，则是一种悲哀和倒退。如果没有其它改革的配合，单纯的安全改革很难取得成功，近年来自撤销煤炭工业部之后煤矿一度存在的行业管理缺位就是这个原因。政府对煤矿的积极干预就是要结合实际，发挥”后发”优势。

安全法制：在强化“问责”中向纵深推进
依法治国是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原因。法制国家的特点是制度至上，美国人深以为荣的不是他们的财富而是他们的制度。康德说过：自然实现自己终极意图的形式条件，就是人们相互关系中的法制状态。
煤矿事故并非都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代价，不少事故缘于人为因素。辽宁阜新“2•14”矿难后，辽宁省副省长刘国强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阜新矿业集团董事长、总经理梁金发被撤职。这说明安全责任追究的力度在加大，但与事故后果相比，追究的力度还要加大。难道矿工可以牺牲生命，干部就不能牺牲所谓的前途？在强化问责的同时，谨防“权大于法”和“钱大于法”的影响，切实解决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