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同样地必须要保护好农民种粮积极性。核心是要让粮食生产有利可图。我国已经建立起来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等政策措施效果明显，需要坚持。针对我国一些地方向农民种粮计发补贴与农民生产粮食实际还不够紧密的问题，未来在稳定农业补贴存量的同时，新增农业补贴需要向粮食主产区农民、种粮大户等新型粮食生产经营主体倾斜。我国实施的粮食托市收购政策，对于防止粮价过度下跌和稳定粮食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也带来了严重扭曲粮食市场价格的弊端。未来我国必须要探索建立起既不会扭曲粮食市场价格，又能够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政策，其中目标价格和差价补贴或者目标价格保险是重要的调整方向。
　　无疑地，化解粮食生产领域的风险离不开科技创新。农业科技创新是保障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支撑。农业技术集成化、作业过程机械化和生产经营信息化，对我国农业生产发展和保障粮食安全潜力仍然很大，未来仍然需要选择示范种粮农户进行扶持，集成配套推广使用适用技术，包括优良品种、高效栽培、疫病防控、农业节水、机械化耕作、农机农艺结合等方面的适用技术，实现优质高产。
　　四、粮食生产资源保护与永续利用方面的风险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经济建设不可避免地要占用耕地。一些地方，受到土地财政的激励，长期低价征用农民土地，滥占耕地。一些地方，工业化相对发达，土地紧缺，由于耕地用于农业生产效益相对较低，于是总想方设法挤占耕地，或者占用良田补劣质农田以实现耕地总量平衡，直接威胁粮食安全。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耕地减少、质量下降，是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突出风险。节约土地，走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是我国地少水缺基本国情下保障粮食安全的必然选择。
在中国农业发展中，各地普遍出现农业资源利用不当，以及工业化给农业资源带来污染等突出问题，已经给全社会带来了严重后果，不仅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而且破坏了生态环境，加剧了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上经常将保障粮食安全理解为粮食增产。为了实现粮食增产，甚至在一些生态敏感地区和脆弱地区开垦种粮。特别地，中国一些地方甚至在水源地、沙化地和陡坡地上耕作，虽然实现了粮食增产，但是给社会带来的巨大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在水源地上耕作，会污染水源，损害广大用水者的身体健康。在严重沙化土地上耕作，雨水冲刷会造成水土流失，刮风季节会形成沙尘暴。在陡坡地上耕作，雨水冲刷也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水土流失，不仅会淤塞河道，也可能带来水体污染。
　　为了追求农产品高产，农民大量施用化肥和农药等现代化学投入物。我国是世界上化肥施用量最多的国家，目前每年化肥施用量近6 000万吨，占世界总施用量的35%左右。我国也是单位耕地面积上使用化肥最多的国家，年均每公顷耕地面积上施用的化肥量大约是400公斤，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长期过度施用化肥，会造成土壤板结，破坏良好的土壤理化性状，后果是农业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土壤养分比例失调，化肥利用率低下，对粮食增产效果不断下降。我国化肥平均利用率大约只有30%，明显低于西方发达国家40%以上的水平。20世纪60年代，我国施用1公斤化肥可以生产70多公斤的粮食，而目前施用1公斤化肥生产的粮食不足20公斤，化肥的边际效率递减十分明显。
　　中国农业生产上还使用了大量的薄膜和农药等其他现代投入物，虽然促进了农产品增产，有助于农民增收，但是，总体上这些现代农业投入要素的边际效率呈现出递减趋势，对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作用持续下降。更为重要的是，化肥、农膜和农药等现代农业投入要素所带来的农业生态环境破坏、环境污染、农产品质量下降和不安全隐患等问题也十分突出。
　　在农业生产对资源利用不当带来污染的同时，我国一些地方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由于没有有效地处理废弃物，排放不达标，也对农业资源造成极其不利影响。我国已经约有1.5亿亩耕地受到污染，中重度污染耕地约有5 000万亩。一些地方的土壤重金属污染，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有害重金属严重超标。
　　在充分肯定新时期粮食十连增成效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为此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和农业生产资源利用不可持续性等突出问题。为了增产粮食，各地普遍过多地施用了化肥，还有一些地方开垦了山坡地。特别地，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方工业化水平上去了，粮食自给率却下来了，这些地方的粮食等农产品消费越来越依靠北粮南运。遗憾的是，我国北方水资源严重缺乏。为了增产粮食，很多北方地区过度使用了地下水，这种利用农业资源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不仅威胁到我们的子孙后代的粮食安全，而且削弱了农业生态功能，加剧了环境恶化。保障粮食安全，不能长期单纯地依靠北方通过掠夺农业资源实现粮食增产。为长久计议，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地也必须承担起粮食安全责任，加上适度进口等途径，缓解粮食主产区农业资源过度利用压力。
　　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必须更加严格地保护耕地资源和淡水资源。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核心是稀缺土地和淡水资源的保护和改善。坚守18亿耕地红线，不仅要守住18亿亩耕地数量不能减少，而且还要保证耕地质量能够不断地提高。无论什么地方，城镇建设和工业发展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在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上打主意，坚决杜绝在城镇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土地整治中以劣质耕地替代良田的继续发生。
　　用最严格手段保护耕地资源，守住耕地红线，未必是要让所有耕地在任何时候都要高产粮食。显然，盲目地不计代价地追求粮食产量，这样的后果也未必理想。一方面，我国粮食多年增产后，国家库容已满，在一些粮食主产区已经不得不动用社会的库容力量才能化解农民卖粮难问题。另一方面，农业资源不能很好地休养生息，我们当代人与后代人在争饭吃，这是不应该的。所以，粮食安全不安全，不能仅仅看当年的粮食产量，更需要看国家的粮食生产能力。某年某地粮食减产了，可以动用库存储备，在不明显冲击国际粮食市场情况下也可以多增加进口，实现国内粮食供求平衡。当今世界，尽管科技很发达，但是人类生产粮食仍然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格局。我们既要藏粮于库，也要藏粮于田。国内一旦遭遇连续多年不利天气，粮食库存水平降到很低水平时，如果又碰到国际粮食市场紧张的情况，这时国内必须有足够的粮食生产能力可供利用。确保国内粮食生产能力，不因粮食形势好和进口规模扩大而受到冲击，这是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的重大任务。特别地，确保有足够的稻谷和小麦生产能力保障任何情况下人们口粮万无一失，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根本前提。
　　五、粮食进口方面的风险
　　过去，我国始终强调“立足国内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显然，这种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观是静态的、片面的、封闭的。仅仅立足国内生产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面临粮食安全挑战的长期性和农业耕地和淡水资源的有限性，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频发重发而农业生产仍然主要靠天吃饭的基本格局，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农业既需要发挥保障农产品供给功能也要发挥改善生态环境功能，也没有考虑到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提高后农业也要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外国内两种资源。传统的国家粮食安全观已经很难再很好地指导我国粮食工作和经济工作，甚至有时是有害的。
　　不放松国内粮食生产，确保城乡居民消费的谷物基本自给和口粮绝对安全，这是我们合理利用国内农业资源能够做得到的，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所必须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所有粮食和食物都应该基本自给。实际上，仅仅局限于国内农业资源来满足我国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粮食和其他食物消费需求，则使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既做不到，也极其有害。我国现有耕地按照现有方式生产粮食，每年仍然存在着国内粮食产需很大的缺口。如果不参与国际分工，合理地利用国际粮食市场和国外农业资源，仅仅局限于利用国内农业资源满足国内粮食和食物需要，我国至少尚缺有水资源匹配的7亿亩耕地。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进出口国，外汇储备充足。在这种情况下，适度进口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既不会损害当期的国家粮食安全，还会实现多赢。适度进口粮食，优化粮食和农产品进口结构，集中国内有限资源，依靠科技支撑，保障最重要的粮食品种生产，特别是口粮和其他谷物生产，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国内粮食消费需求，而且可以缓解国内资源环境压力，更有条件生产优质安全农产品，也不会威胁全球粮食安全。即使是口粮来源的稻米和小麦，虽然在生产能力上足以满足城乡居民口粮消费的需要，但是未来也可能存在一定数量的进口。
　　从长期来看，我国是一个粮食供求关系偏紧的国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业资源越来越不能满足国内农产品的需要，国内农产品产需缺口总体上呈现出不断扩大的态势。特别地，一些高度依赖土地资源（包括淡水资源）的农产品国内产需缺口扩大态势会在未来若干年内持续，直到我国成为发达经济体和居民食物消费进入饱和状态。
　　考虑到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需缺口将不断扩大，需要从战略高度探索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来谋划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将稻谷和小麦口粮等核心粮食品种布局在国内生产基础上，通过主要农产品进口风险管制，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将国内外粮食生产和进口有机地结合起来，有效避免国际农产品市场波动对国内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和市场的冲击。
　　按照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适度进口也构成了保障我国粮食供给的重要途径之一。未来我国不会不计代价来缩小国内粮食产需缺口，而是利用有限的农业资源实现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生态安全等多重目标。未来可能不需要再讨论该不该进口粮食，而是如何加强粮食等农产品进口风险管理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从国际市场上进口粮食作为国内粮食供给的一条途径，但是必须对粮食进口规模必须控制在适度范围内，否则粮食进口风险就可能失控。对于世界人口最多、幅员辽阔的国家来说，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上，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如果我国盲目地过度依赖进口，别说国际市场上是否有足够的粮食稳定地供给我国消费，就运输能力在技术上往往都不可行，更何况中国粮食在短期内突然大规模进口所可能引起的国际粮价波动和全球粮食安全的恐慌，都是难以想象的。不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靠不住的，对我国不利，对世界也不利。
　　我国粮食进口风险还必须对各种极端的情形有足够的认识。2008年，东南亚大米市场供应紧张，国际市场上大米价格曾最高上涨到大约每吨1 000美元水平，世界上出现大米恐慌，很多国家都把大米出口的大门关起来，出现相关国家到国际市场抢粮而买不到粮食的情形。幸亏当时中国不缺粮。如果我国缺粮的话，试想各国都把禁止或者限制粮食出口，后果会是什么？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粮食出口国对粮食禁运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但是，如果中国粮食消费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过高，在特殊情况下短期内进口不到国内必需的粮食，谁都不能说这种状况绝对不会发生。特定时期内在国际市场上进口不到粮食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我国粮食进口除了一些例外风险外，经常遭遇的风险主要表现在国际粮食市场剧烈波动对国内的传导及其对国内粮食安全的冲击。从近几年国际粮食市场运行情况来看，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剧烈，有时国际粮食市场价格上涨幅度比较大，给中国可能带来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有时国际粮食市场价格过度下跌，可能会冲击国内粮食生产。如果现有的粮食生产与消费消耗格局不改变，国际上也缺乏改善全球粮食安全状况的协调措施，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国际粮食市场价格波动加剧的状况不会根本改变。
　　粮食和其他一些主要农产品产需缺口的扩大，而生产资源的约束，必然要求从战略的高度探索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大视野，谋划中国农业的发展，确保国内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有效供应，实现国家粮食安全。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将国外粮食生产和进口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不同粮食品种在国内国外进行有效布局，可能对国内粮食安全保障更加有利。
　　如何避免国际粮食市场过度波动和国内国际粮食价格的传导？无疑地，这个难题需要通过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理布局国内粮食生产，增加粮食库存、调整粮食进口节奏，实施粮食进口多元化，以及学会掌握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形成话语权，有效地管控粮食进口的风险来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实施粮食进口多元化策略，是降低我国粮食进口风险的有效措施。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风险管理的一项基本原则。中国入世10多年来，已经从利用国际市场和农业走出去中获益，但也遭遇过多次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对国内的不利冲击。2007年和2008年世界粮食危机，当时由于过度依赖单一国家进口粮食，结果出现了外商操纵的情形。过去我国进口大豆70%到80%曾来自美国。后来通过开拓国际市场上新的来源，除美国外，还从巴西、阿根廷等国家进口来源，把从美国进口的大豆降到30%到40%的水平。2012年美国干旱，大豆价格上涨，由于我国大豆进口多元化，并积极调整进口节奏，国际市场大豆和国内豆油价格渐渐地趋于稳定。作为消费大国、进口大国，中国发挥了影响国际市场的作用。
　　除了通过增加储备、调整进口节奏和实施进口来源多元化等措施影响国际市场上粮食价格的形成，我国还可以通过提高国际粮食市场监测能力，健全全球粮食供求关系动态变化的信息发布体系，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维护全球粮食安全制度的制定，以及通过双边或者多边关系签订相关粮食国际贸易的合约，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国际市场上粮食价格的形成，从而起到我国粮食进口风险管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