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周刊今年2月份披露：中国的GDP连续多年保持了8%的高速增长，但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各种灾害造成的损失也逐年上升。我国每年因公共安全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达6500亿元，约占GDP总量的6%。这些问题每年夺去了20万人的宝贵生命。回顾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不难看出，多年来我们用非常低的劳动成本和非常高的资源环境代价换来了GDP的高速增长，而忽略了社会的均衡发展，没能躲过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历过的痛苦。
　　一、不容回避的事实：中国正进入“风险社会”
　　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各种重大事故层出不穷：
1.安全事故总量居高不下，屡屡发生的重大和特大事故更具突发性、灾难性和社会危害性.1990年至2002年，我国安全事故总量年均增长6.28%，最高时增长达22%。近年来，全国每年因安全事故死亡13万多人，伤残70多万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500亿元。全国平均每天发生7.2起一次死亡3-9人的重大事故，每周发生2.5起＿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每月发生1.2起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2004年，从1月1日到2月15日，全国共发生27起﹁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安全事故。
2.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重大突发性灾害频发。一些地区盲目追求经济发展，对资源和环境“掠夺式开发”，严重忽视了防灾减灾的战略任务，人为地加重了自然灾害，使社会承受灾害的能力愈加脆弱。
3.火灾等人祸也直接威胁着生命安全。现代城市人口、建筑、生产、物资集中的特点使火灾更易发生；各种新型材料的应用使可燃物种类增多，燃烧形式及其产生物更加复杂，火灾有毒气体危害问题突出；各种新能源和电器产品的使用导致火灾起因更为复杂、多样和隐蔽；高层、复杂、超高建筑的增多使救援难度增大。
4.食品安全问题使人们的生命和健康受到严重威胁。食品在生产加工销售过程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隐患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我国的环境保护意识差，生存环境质量不高，农业之外的环境污染直接危及农作物及其产品；而农牧业种植、养殖的源头污染严重，农药、兽药滥用导致有害物残留量超标。此外，各种假冒伪劣的食品充斥着市场，近年又屡屡出现了若干恶性食品安全案件。“食品恐怖主义”正威胁着中国百姓。
5.社会治安形势严峻。近年来，国内的犯罪向动态化、组织化、职业化和智能化的趋势发展，全国公安机关所立刑事案件年均上升幅度为24.7%，刑事案件的总量年均达300万起以上，各类刑事案件死亡人数年均近7万人，直接经济损失400亿元；经济犯罪涉案金额平均每年都在800亿元以上，违法犯罪形式趋向多样化、复杂化，甚至走向国际化。尤其是，高新技术的发展给犯罪分子、恐怖分子提供了现代化的作案手段。
二、公共安全事故频发的原因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公共安全事故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从国际统计数据观察，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之间的时候，是公共安全事故的高发期。这个时期，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往往新旧观念相互碰撞，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动，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如果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就会加剧城乡差距、阻碍第三产业的发展，并最终导致整个经济的失调；如果社会管理相对落后，公共服务不能普遍惠及广大群众，就会滋长不满，并导致事故频发、社会无序、行为失范等诸多社会问题；如果收入差距拉大、就业增长缓慢、腐败问题加剧，就很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与此同时，社会消费结构将登上一个新台阶，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参加公共活动、出外旅游、私人购车等行为增多，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安全事故的发生机率。这些问题在我国已经显露。另外，近几年，我国城镇化和城市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因人口集中、生产经营集中，对各类事故、灾害、突发事件往往有“放大”作用，同时城市本身存在很大的脆弱性和安全隐患。城市内部复杂的关键基础设施之间的依赖性越来越强，遇重大安全问题，容易产生连锁反应，造成重大伤亡和巨大经济损失。在这一方面我国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与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管理水平之间的差距拉大。例如今年7月，京、沪突降暴雨，北京市41处路段积水，2500多辆汽车被淹，凸显出现代城市发展与公共安全设施的配套存在差距。北京城区原有设计的排水管网很多都是解放前设计，排放能力不够、排水标准比较低，专家认为，污水处理系统与城市环境建设和市民生活虽然息息相关，但是由于投入大、运营费用高、外界又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地方政府领导并不重视。
　　但是，当经济足够发达，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和人们的减灾防灾意识达到较高水平的时候，公共安全事故反倒会逐渐下降。大量事实表明，通过事先的安全投资，把事故和职业危害消灭在萌芽状态，才是最经济、最可行的安全建设之路。研究显示，安全保障措施的预防性投入效果与事故整改效果的关系是1：5的关系。安全就是效益，加大安全投入，依靠先进的科技手段和先进的设备，是有效避免重大事故发生的根本所在。
　　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公共安全问题属于公共产品范畴，是运用公共权力的政府必须向公民提供的服务。我国公共安全事故的高发将多年来公共安全管理工作存在的漏洞集中暴露出来。一是在我们生存和发展的全部价值判断中，忽视生命的侥幸心理经常占据上风，而“经济增长”几乎总是第一位的。从而造成政府有关部门对公共安全的责任意识不强，缺乏危机意识，企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无视公共安全领域的法律法规，造成大量事故隐患；
　　二是一些政府管理部门缺乏权威，公共安全的监管机制不健全。所谓管理，也仅限于送达“限期整改通知书”。例如，我国近年来出现的若干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就充分暴露了中国食品安全的监管机制存有严重问题。反观美国，在食品安全领域有着严格的法律法规和严密的监管体系，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等机构在食品安全标准制订、审查批准和市场规范等方面的成功做法，已成为不少国家学习和借鉴的榜样。
　　三是缺乏成熟的危机应对机制。迄今为止，我国的应对措施仍仅局限于部门或地区性、行业性，还处于被动反应的模式。我国危机管理留有浓厚的计划经济痕迹，条块分割严重。在危机应对方面，横向上是分散管理，即按照突发事件的类型由相关部门进行专门管理；纵向上是集中管理，由中央集中统一指挥应急工作，地方予以配合。遇重大危机事件，由地方或部门行政领导做决策，存在着缺乏专门机构和完善的体系、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错位、绩效考验体系不健全等等弊端。各级政府遇到问题尽量“捂盖子”、“报喜不报忧，多报喜少报忧”，往往存在地区主义、形式主义、迟报、漏报甚至隐瞒等现象。我们在应对SARS过程中已经有惨痛的教训。另一方面，各地政府的横向监管机制之间缺乏良好的沟通，比如，各地政府的警察部门、消防部门、医院和快速反应部队在突发事件发生之前几乎没有机会进行沟通和磨合，以致问题出现时手忙脚乱，根本不能进行较好的配合，使得解决问题的成本大增，而结果却很难达到预期。
　　四是应急救援能力有限。由于装备落后、信息化建设滞后，造成应急救援反应迟缓；由于减灾专业技能培训及防灾知识不够、应急救援人力少、力量分散等造成抢险救灾专业队伍实力不强。例如目前全国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分散于10多个部门，仅有约15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