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日，湖南安化县，清塘铺镇一家小煤矿，工人大都是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在粉尘严重的环境中作业。

　　维权无望后，50岁的廖跃生重回煤矿打工。5年前，他被确诊为尘肺病。

　　回煤矿前，廖跃生和他的18名工友一直在维权。从2009年被煤矿开除后，他们打了5年官司，终于在2013年胜诉，被判获总共375万元赔偿。

　　然而，就在众人长舒一口气，认为事情告一段落的时候，他们却被法院告知，输了官司的煤矿账户上没钱，赔偿无法执行。这一消息，再次让廖跃生心情跌落谷底。

　　官司打赢了，钱拿不到手，成为廖跃生所在的湖南省安化县的普遍现象。

　　安化县人民法院执行局负责人刘杰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坦承，最近几年安化县法院共受理尘肺病人诉讼案件140余起，但最终赔偿执行到位的只有18起，仅占13%。之所以执行困难，一方面因为近几年煤炭市场低迷，县内煤矿普遍亏损，矿主无钱赔偿，另一方面也因煤矿产权更迭频繁，责任人难以明确。

　　企业无力承担时，有人建议政府兜底解决。安化县工伤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王翔告诉澎湃新闻，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安化，根本无法拿出这笔钱，仅靠县一级政府并不现实。

　　内蒙古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李文武长年关注农民工问题，他认为，要解决尘肺病人的救治问题，政府必须要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使工伤和患职业病的农民工通过工伤保险待遇得到及时救治和康复,并长期保障其基本生活。

　　然而，目前湖南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博弈还在继续，而廖跃生们却很难等待太久。2014年7月，尘肺病人救助公益组织“大爱清尘”发布的《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称，全国600万尘肺病人，通过司法维权，最终拿到赔偿的只有18.75%。

　　劳动仲裁胜诉是在劳动局睡来的

　　吴拾中经常开玩笑说，他们的劳动仲裁胜诉是在劳动局睡来的。

　　吴是廖跃生的工友，也是19名尘肺病农民工维权代表。他们原为安化县清塘铺镇莲花洞煤矿工人，一同在2009年确诊为尘肺病一期，并于当年开始维权。

　　尘肺病农民工维权困难主要在于证明自己与煤矿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安化县小煤矿众多，从民国开始便有采煤的记录。不过因为规模小，用工环境粗放，长期以来，很多村民如吃流水席一般，常年在不同煤矿间“流窜”打短工，极少签订劳动合同，而这直接导致日后维权时，面临取证难的问题。

　　一名王姓煤矿工程师告诉澎湃新闻，由于当初招工用工不规范，并未签订劳动合同，工人没有做过体检，导致现在责任问题很难认定。澎湃新闻在19名维权农民工中调查发现，他们工作过的煤矿普遍在两家以上。

　　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缴纳工伤保险自然无从谈起。王翔告诉澎湃新闻，安化县约有1万人从事矿井作业，购买工伤保险的只有70%，基本是国企职工，而私营企业，煤矿中除了落水洞煤矿曾购买过外，其他煤矿都没有为工人购买。

　　如今，就是唯一一家为工人购买工伤保险的落水洞煤矿，也已经彻底停产。

　　安化县社会劳动保险所所长肖克忠向澎湃新闻确认，因为历史原因，安化县目前的煤矿企业社保缴纳数量登记为零，“这个只能靠企业自觉，我们也逼不了他们。”肖克忠说，煤矿本身经营困难，没有钱为工人缴纳费用，强制的话，就只能是关停了，但那样受害的最终还是工人。

　　而吴拾中等人跑了两年多，才最终取得劳动部门给予的工伤认定书。

　　随后经伤残鉴定、劳动仲裁等，又跑了3年才最终“搞定”。对他们来说，维权最关键的环节在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他们的支持，有了有利于他们的仲裁结果，便可以据此向煤矿要钱，打官司的话，法院也会采信为主要证据。

　　然而，一位不愿具名的安化县政协委员告诉澎湃新闻，安化县尘肺病人众多，据县安监、卫生等部门初步估计3000余人，牵涉面太广，一旦劳动仲裁胜诉，将会产生连锁反应，“其他人都会找过来，社会就会乱套。”

　　而吴拾中们之所以取得了劳动仲裁的支持，全赖于他们能“耗时间”。吴拾中说，他们一开始维权的时候，曾经打过横幅之类，但除了被警察驱赶，效果并不大。后来他们决定采取和平手段，不吵不闹，只是每天去劳动局静坐，像里面的职工一样上下班，有时候还睡在里面。而2013年的仲裁结果，就是他们“睡”了3天得来的。“劳动局也是拿我们没办法了，给结果后还叮嘱我们，不要出去到处说，他怕别人也来效仿。”

　　不过他们没高兴太久，很快他们又发现，又要去“睡法院”了。

　　“过激行为随时可能发生，不能再拖了”

　　安化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李文斌对吴拾中和他的工友们印象深刻。他记得，这些人在他办公室门前密密麻麻躺了一地。而他们的诉求只有一个，要求法院对莲花洞煤矿强制执行赔偿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