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安全与健康的未来可以有多种表现方式。不同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特定风险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然而，不同的社会在促进职业安全与健康方面都存在相同的驱动力，即管理、经济和企业价值。

管理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对与个人有关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的关注与日俱增。这种对个人的关注，说明社会希望控制那些可以预测的危险。随着教育的发展，社会个体希望获得安全生活的权利意识增强。这种增强是一些社会政策的结果，而这些政策最初是为了取得其他社会效果所设计的。例如，一项缩小家庭规模的政策既强调了个人价值，又减少了大家庭的经济压力。同时还让人们懂得，风险是应该而且可以控制的。

这种在管理过程中不断增长的压力会导致两种标准的产生。历史上关于安全管理的实例也证明了规范标准会带来很多益处。例如，煤矿开采的规范标准被引进到德国、英国和其他很多国家以后，由于对瓦斯、煤尘和设备提出了限制，安全指数也随之提高。

最近，由于新技术的开发和新的管理方式的采用，规范标准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他们的观点基本存在一种对改善工作环境的最好的方法的假设。随着工艺过程的快速发展，关于原料、替代加工和自动化控制的预先设想似乎与提高生产力背道而驰，规范逐渐让位于执行标准。执行标准通常被用来确定所要达到的状态；为达到那一状态所必需的干预，则建立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通常是企业自己完成的。这种企业责任制，在特定的社会、特定的行业里，例如汽车和化工行业，是由管理者和劳动者共同分担的。

这种标准的缺点在于通常情况下很难在事件发生之前作出评估，同时他们的特性决定了他们需要高标准的监督检查。这种理念的进一步发展体现在“欧盟指令”中，例如，指令要求对工作存在的风险作出解释，却未要求对风险本质的解释，或未明确解决这种风险所必需的干预手段。

在欧盟国家中很流行的三方理论（政府、雇主和劳工），更有可能完成对这种方法的必要改进。

经济

在多数发达国家，由于伤残带来的工人不能工作的花费，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管理决策的过程。在美国，保险费用是由雇主来支付的，它包括全部的医疗和赔偿（工资损失）费用。这笔费用是工人家庭健康保险的大部分。名义上，这种情况产生了一项直接的激励机制，因为这笔费用对企业来说是一笔很大的利润损失。然而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这笔费用是由企业而不是决策管理层承担的。在一个季度预算循环中，这种支付方式留下了隐患，因为没人会要求决策制定机构赔偿其后续损失。在上一个10年，这种情况开始有所改变，要求保险费用由直接导致损失的单位负责的趋势越来越强。这至少部分地影响了决策制定的过程。

在医疗保障体系完备的社会里，医疗保险以及工资损失的费用通常主要由整个社会来承担。英国国家卫生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经济因素对不健全的管理决策依然存在影响，但这种影响已经被大大弱化。

在发展中国家，比如在中国，很多成就的取得在于发展西方式的经济模式，采用西方管理方式和现代会计方法。然而，在劳动力价格一直很低以及目前企业在包括住房、医院和学校等项目上耗资不菲的情况下，企业用于安全和健康的费用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当然，一些外资企业的情况要好一些。

与不完善的安全和卫生系统相联系的花费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确定因员工受伤致残使企业各方面受到损失的问题逐渐得到重视。在大多数社会里，受伤的个体只花费企业很少一部分钱；然而，如果受伤的个体残废了（在一定的时间内不能来公司上班），所谓的赔偿金除了要支付工资损失之外，还要承担大量的医疗费用。这种情况促成了一种保证工人即便受伤或健康不佳也能继续呆在企业的新做法。可控保健、康复、分配较轻任务或者换岗，都是安全与健康条件演变的典型做法。这也随之产生了一种新的观念，即工伤或残疾是可以管理甚至可以真正控制的。

这个过程决不是要求工人们在危险以及存在健康隐患的环境中工作；那种做法属于20世纪早期维多利亚环境下的典型管理类型。相反的，有足够证据表明让受伤的工人继续留在公司中不仅有利于公司的经济利益，对于受伤的个体更是受益匪浅。事实上，研究显示，将受伤的工人赶出他的工作环境，会给本人及其整个家庭带来心理上和社会心理层面的负面影响。

由于照顾伤残的花费越来越高，目前有一种追求正常经济控制方法同时预测未来相关费用的趋势——尤其是那些投保的花费。没有投保的花费是事故带来的必然的花费。直接的花费通常是保险额度（医疗费用和工资损失），具体的形式取决于具体的社会形态。没有投保的花费来自方方面面，比如生产损失，质量下降，由于事故而污染的产品或加工程序，工人更替，与事故直接关联的工人在事故后损失的时间，为处理这样的情况而采取的监察活动。历史上，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的比例经常被捏造。结果管理层在制定决策的时候几乎不怎么相信这些数据，虽然他们的决策将在经济层面上影响到工作场所。在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卫生和安全执行机构对一系列事故进行了追踪调查，从出版的报告中可见，间接花费会比医疗费用和工资损失等直接费用高出8～30倍。这个比例很高，并且显然跟处理的过程有很大关系。但应该指出的是，这跟社会福利也有关系。在英国这些费用主要是由社会承担的，而不是单个企业独自负担。

对这种经济控制方法，进一步追求的过程中必然要考虑到由于工人离开工作岗位而带来的额外成本。这些成本包括产量的损失、为其他工人进行再培训的支出、为完成生产任务而支付的加班费以及由于不熟练工人的加入而导致的产品质量下降。时下很少有雇主考虑到工人在工作场所之外所面临的风险。事实上，在美国，死在家里的人数是死在工作场所的2倍。不管工人是在工作中受伤的还是在工作之外受伤的，由于不能工作所导致的成本增加是一样的。同理，工人的家庭所面临的风险也跟企业不无关系——这主要是指女性工人由于子女生病或受伤不得不请假而对企业造成的影响。

在美国，雇主对社会成员家庭安全也是十分关注的，其原因就在于大部分的健康福利费用都是由雇主支付的。

所有的经济驱动因素都表明减少伤病的发生能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可是恰恰相反，企业在降低生产成本的时候经常会减少其在处理伤病方面的开支。企业的这种做法隐含着风险；虽然经济控制者追求成本的降低，但与个体差异相关的费用是可以确定的。这个风险将使得企业在以后会受到更严密的审查，甚至受到社会和政府干预。这种个体的差异包括性别、生活方式、家庭背景和遗传基因。费用计算的精确化将带来了重大道德问题，比如雇佣工人在噪声环境下工作造成严重失聪的问题，其道理与处于育龄期的妇女在铅含量高的环境中工作如出一辙。门槛限值的采纳以及伤病与职业风险分布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已成为立法辩论中的一部分。

企业价值

第三种驱动力是企业价值。灾害给企业生存所带来的影响正在成为一种趋势。这种趋势要求企业建立具体价值以指导其与工人、顾客以及周边环境的关系。事实上，运营良好的企业也正是这样做的。尽管这种价值建立在灾难这样的负面因素之上，比如石棉的使用、印度博帕尔事故、汎士通轮胎的使用；但安全给那些已经成功构建起企业价值的公司带来了额外的好处。这种好处可以使得企业更好地处理其与工人、邻居、顾客的关系，并剔除企业产品或服务中过多的纯商业气息。几乎在所有社会领域，高层管理者都越来越注意品牌的发展和保护。企业在安全生产上的信誉对于保持原有业务、开拓新业务、吸引和保留高素质员工以及保证物超所值等方面都至关重要。

很多大头公司都已经把实现更安全、更卫生的工作场所，纳入其企业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价值形成了文字，受到推崇。一些公司甚至像制定年度报告那样，制定企业价值报告，对安全和环境卫生影响进行评估。

对品牌的关注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以及在舆论的争讨声中得到了加强。一连串的调查报告，揭露了国际知名公司在海外生产过程中，漠视工人安全与健康的恶劣做法。国际知名公司被逐个地要求在海外市场采取跟本国市场同等的标准。这种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因为消费者在做购买决定的时候，会把企业价值列入考虑范围，有时还会采取抵制和对股东施压的办法来支持这一要求。2001年，整个美国巧克力生产行业接受了改善可可种植工人工作条件的要求，尽管可可种植工人与巧克力生产地相距十万八千里。

三种驱动力共同推动着安全与健康的发展。社会利益、企业利益都要求把改善工作场所的安全健康条件，提高工人的安全健康状况作为前提。国家在致力于发展基础设施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远不限于基本生存要求；政府干预、成本刺激以及市场力量都将推动职业安全与健康事业的发展。发展的真正属性和这三种驱动力间的平衡，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社会将有特定的表现方式。